思政课 | 陈曙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40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40年：1978-2018
Forty Years of Chinese Marxism Research：1978—2018
陈曙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侵删 2019-3-28
作者简介:陈曙光,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091
原发信息:《教学与研究》(京)2018年第201810期 第5-16页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回顾总结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走向,意义重大而深远。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most profound change in the study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bee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heme of revolution to the theme of developm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s the cre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st important practical achievement is to lea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basic clues of Chinese Marxist research in the past 40 years,summarizing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rxist research,analyzing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xism,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research,are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reform and opening up/forty years/Chinese Marxism research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研究”(项目号:15ZDA003)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回顾总结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经验,意义重大深远。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线索
1.文本·史论·体系
这一线索可以被理解为在思想史中进行文本解读,在返回经典的基础上建构思想体系。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步骤,而是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采取的实质性步骤。
文本研究方面,注重版本、文献的考证、译介和编辑出版,注重概念、范畴、理论、思想史的勘正、梳理和研究。文本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文本编译和出版。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三版,《列宁专题文集》2009年版,以及大量的党内文献和领袖著作。第二是文本考证和研究。针对“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儒解马”等倾向,文本学派高举“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旗帜,坚守“以马解马”的研究方法,努力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并在“本真”基础上进行时代性的解读。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国内文本学派的兴起注入了活力。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1999年)一书是一个历史性标志。该书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示范效应明显。聂锦芳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2012年),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2008年),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此外,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倡导一种与“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不同的“以马解马”的解读方法,出版了《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2006年)一书,对文本研究也具有推动意义。近年来,随着MAGA2编辑出版工程的有序推进,国内文本研究热潮持续升温,《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文本研究方面,我们的视野往往聚焦于经典作家,其实这是偏狭的。须知,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经典,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有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存在于经典之中。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忽略了中国理论从何而来,藏身何处。因而,理论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研究不多,杨春贵先生主编的《经典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著十讲》(2013年)大概是其中少见的代表性著作。
在史论方面,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基本线索和规律、阶段性特征和贡献等。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史等著作。我国第一本新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1年问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1982年出版,黄枬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1996年出齐,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1996年出版,庄福龄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12年出版,顾海良任总编纂的《马藏》工程2015年正式启动,徐光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2018年出版。在文本梳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和东方社会理论等,成为理论界聚焦的热点话题。
在体系建构方面,注重研究教科书体系改革、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体系化构建。我国原有的哲学教科书打上了明显的苏联烙印。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其逻辑框架、板块设计、内容安排以及思想观点等方面都有瑕疵,改革苏联版教科书体系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改的问题上。教科书体系改革是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彻底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1985年)是这场讨论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享有体系全新之美誉。此后其他代表性作品层出不穷,比如,陈晏清等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1996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2001年),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1996年),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1994年)等。但直至目前为止,一本完全超脱于苏联体系,又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新教科书版本仍然没有出来,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体系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体系化建构,这方面的成果汗牛充栋,不再一一赘述。
这条线索也存在一种倾向,即强调“学术性”而疏离了现实,极端表现就是“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取向。这一研究取向背后隐藏着一股“反问题化”的学术思潮。这种“反问题化”的学术研究,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影响力,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2.问题·现实·政治
问题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直奔问题而去。当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必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正如贺来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1]
问题研究,既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学理层面的重大问题,又要善于分析现实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在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重点是中国问题,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2]问题学派,其要旨在直面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发展中国道路。陈先达、韩庆祥等大致属于“问题学派”的标杆人物,代表性著作如陈先达的《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2006年)、韩庆祥的《破解“中国问题”需要“中国理论”》(2009年),等等。
当代中国,身处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丛生”的时代。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比如,社会转型问题、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现代性弊端及其重建、全球化走向及其风险、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生态问题及其应对、利益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资本与权力的问题、理性精神与主体精神建设的问题、深化改革的问题、价值冲突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好地体现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突出表现就是问题学派和部门哲学的兴起。比如,1978年之初,为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践哲学高调出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为破除“姓社姓资”的抽象思维定势,主体性哲学和价值哲学应运而生;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物化生存、精神懈怠、人性扭曲等问题,人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危机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日趋突出,生态哲学、政治哲学成为显学。部门哲学勃兴的背后,折射的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现实与政治高度关联,很难想象存在某种与政治毫无瓜葛的现实。“哲学离不开政治。它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就不能脱离政治。这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本性。”[3]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还想为现实服务,就无法绕开政治。那种“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进路其实是一条学术不归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没有走上绕开政治、规避意识形态的路,而是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感、明确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的部分主题由政治给定,理论研究的某些内容直接为政治服务,理论话语与政治话语本质相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围绕各个时期党的创新理论、最高领导人的系列讲话精神、党的重要会议展开研究,这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基本线索。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政治的高度相关,既要避免“泛政治化”,也要避免“去政治化”,同时还要排除“不是学术”的干扰。
3.人物·流派·谱系
哲学就是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即马克思主义史。如果以《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已达170多年。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俨然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拥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组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流派构成了完整的思想谱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离不开对人物、流派和谱系的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人物”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聚焦点。人物当中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通过人物研究,基本上理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和谱系,分清了马与非马、主流与支流。毋庸置疑,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人物依次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研究的重点内容依次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研究也是这一阶段的突出亮点。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代表性人物,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研究问题聚焦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两个焦点问题上;90年代,我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化,从简单评介走向专题性研究。这一时期,以彼得洛维奇等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等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科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类学派、以科西克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扩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研究,研究热点转向追踪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新流派,其中重点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拉美兴起的“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的视野聚焦于西方学者关注的现代性批判、全球化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哲学理论、辩证法理论、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
4.对话·交锋·论战
比较对话、交锋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比较对话的历史,一部思想交锋的历史,一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在对话、交锋和论战中稳步发展的。思想交锋、论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积累了经验,思想交锋、论战本身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有效途径。
比较对话方面,既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包括马、中、西之间的比较研究。
交锋方面,包括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7-1978年),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1979-1984年),姓“社”姓“资”的交锋(1990-1992年),姓“公”姓“私”的交锋(1995-1997年),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讨论(80年代-90年代),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交锋(80年代-00年代),改革开放是成是败的交锋(2004年前后-2008年),普世价值大讨论(00年代-10年代)等等。
论战方面,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旗帜鲜明地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了论战,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西方宪政民主思潮、西方新闻观、普世价值思潮等等。
这些交锋和论战,延续的时间不一样,有的长达几十年,比如,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交锋;有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比如,改革开放是成是败的交锋,姓“公”姓“私”的交锋。参与范围也不一样,有的扩展至全国各条战线,比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的则仅限于学术圈子内部,比如,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大讨论等。影响深度也不一样,有的具有全局性的深远影响,比如,实践标准的讨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讨论;有的仅仅是学术影响,比如,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讨论,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交锋等。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
1.研究主体:集团军与小分队交相呼应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的最大特色在于,组建了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成建制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科研机构、高校相关学院、社会民间学术团体、各级党政机关在内的研究群体,都是被组织化了的研究者的大集合,都是以国家力量为坚强后盾的“学科共同体”。一个研究群体就是一个研究平台,这些研究群体作为整个研究系统的子系统相互并列,“各自为政”独立研究,又在自身内部形成多层格局、上下序列,“听从号令”依令研究,通过讲坛、论坛、学坛、会议、调研、访学等研究平台,实现了多线连接,多方合作。在战术上,研究群体凝聚众力往往选择“集团攻坚”,打造系列化的研究品牌;而游刃于群体内部的马克思主义个体研究者,则以个人兴趣和特长为导向,更倾向于“单兵突进”,达至成为掌握某一领域学术话语权的权威。这样既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外延,又从多个角度切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合力公关,出版了一大批译从、论丛、发展报告、专题研究等科研成果①。
2.研究范式: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互支撑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叙事。90年代以前以宏大叙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新世纪以来微观叙事的研究风格逐渐流行。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互支撑的良好局面。
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中于宏大领域的问题,比如,教科书体系、哲学新形态、哲学变革、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宏大话题。进入新世纪,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启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切入微观领域,从高大上的领域向生活世界贴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比如,考察“公平”、“正义”、“分配”、“启蒙”、“日常生活”、“消费社会”、“休闲和娱乐”、“阶级和阶层”、“美好生活”这些哲学范畴,考察“异化问题”、“话语权问题”、“社会冲突问题”、“女性解放问题”、“生态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民主问题”等专题。对这些微观领域的研究越是深入,越是有利于形成大视野的哲学思考。
3.研究进路:文本研究、问题研究、体系研究多管齐下
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依托不同的学术群体,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其研究进路大致三条:
第一,“文本”进路。主张“语境回归”,强调“回到文本”和“忠于文本”。实现文本的保值增值,在原初语境中把握文本的本真意义,是文本研究的核心诉求。沿着“返本”这一方向,学者们试图要剔除附加在马克思身上的诸多误读,找回马克思的本来形象。但“返本”不能走向“迷本”,“返本”的要义在于通过还原经典文本的本真意义,据此开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维度,凸显经典文本的时代价值和在场地位。但是,目前,这一进路中存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动向,执学术之名而疏远现实,彰文本而鄙世俗,走上了学术与现实“相敬如宾”的反问题化道路,这一动向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被放逐到时代之外,在引领当代中国实践中往往不在场,自我边缘化。
第二,“问题”进路。主张“直面问题”,强调“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问题既包括理论问题,也包括现实问题。理论问题有的是内部问题,有的则是外部问题,比如,在学术对话、思想交锋和错误思潮传播中引发的问题。现实问题有的是中国的问题,有的则是全球性问题、人类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当前,这一进路也要避免执现实之名鄙夷学术的倾向。
第三,“体系”进路。主张“建构体系”,强调“体系意识”和“体系情结”。这一进路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出发点,以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目标,着力建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体系,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
当然,以上几种研究进路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彼此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任何一种研究路数必定独木难支,一种成熟且可行的研究路数应该是相互融通,打“组合拳”。
4.研究领域: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互为补充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都属于整体性研究的范畴,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三分法,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也无法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有学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分家而治,分田而耕,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从而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独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一整块钢”。“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才能诞生。没有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就难以创立剩余价值学说;而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社会主义就难以从空想上升为科学,因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4]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新高潮,推动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观念整体’到‘现实整体’的转变”,[5]由“外在整体”到“内在整体”的转变,由“形式整体”到“实在整体”的转变。其中,代表性成果是韩庆祥等在《哲学研究》2012年第8、9期连载发表的一篇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此外,学术界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属于整体性研究。
整体性研究不能代替专题性研究。专题性研究是指以特定的主题、专题、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性研究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和主线,比如,本体论、价值论、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等问题的研究,大致属于这一类。
5.研究视野:中马研究与西马研究和谐共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出场以来,就被共产国际扣上了“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的帽子,这种定性也直接影响了我国老一辈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这种标签直到80年代初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于70年代末由徐崇温先生引介进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判断出现了根本性转向,从“西马非马”转向“西马姓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族谱之中,赋予其家族成员的身份,将其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主干之外的一条支流,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推介和借鉴。
总体来说,4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聚焦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历史规律与革命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新的社会运动(全球化运动、女权运动、绿色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后殖民主义批判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等方面的重大转型。研究立场方面:从批判转向认同,从否定转向借鉴;研究主题方面:从人物流派评介转向专题研究,从文本解读转向问题研究;角色定位方面:从旁观转向参与,从独白转向对话;研究视野方面:从以我为主转向全球视野,从中国维度转向世界维度;研究阶段方面:从平面介绍转向核心地带开发,从注重其理论逻辑转向凸显现实诉求。隐藏其中的,则是中国学者学术心态的成熟、理论信心的提升和思维方式的转换。
今天,中国与西方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问题的相似性”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资借鉴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分析尽管很深刻,但也是片面的,“片面的深刻性”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勾勒了美好的蓝图,但也充斥着典型的乌托邦色彩,“乌托邦色彩”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有限性。“西马非马”与“唯西马是马”都是片面的。
三、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成果多,话语空间少
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话语空间却相对狭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国内话语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分离,各说各话。主要表现为:从政治话语来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本内容的政治话语,尚未能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性话语。从学术话语来说,其内部也缺乏共识,存在三套话语体系,即: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背后的诉求是使中国的问题西方化,以西方的成功经验促使中国走向西方的发展道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话语体系,其理论动机是“试图弥补当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缺位,希望能够重新唤起被历史车轮所碾碎的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中的精华”;[6]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这套话语由于内在的不成熟性而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话语空间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大众话语来看,则是一分为三:极左的话语与极右的话语各执一端,剩下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话语分裂潜藏着社会撕裂、群体隔阂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国际话语场,中国话语处于“西强我弱、贫困失语”的话语方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有市场,国外无舞台;国内很热闹,国外静悄悄。中国的发展优势未能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的话语地位与其大国身份完全不相匹配。今天,国际话语舞台由西方把持,话语议题由西方提出,话语议程由西方主导,话语标准由西方制定,话语内容由西方提供,话语是非由西方裁判。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大国责任论、南海航行自由论、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新帝国主义列强论,等等,都是西方话语霸权地位的体现。未来的中国不能仅仅成为一个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中国不能满足于出口产品,也要能输出思想。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能否成功,关键是看地方性知识能否上升为世界性知识,区域性话语能否上升为世界性话语,中国的发展优势能否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能否成功扭转“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开启国际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2.单向度研究多,反思性研究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割裂了“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之间的统一关系,将其单向化为注解、论证和辩护,批判性研究、反思性研究少见。“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思想的反思,即“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二是对现实(事实)的反思,即“跟在事实后面反复思考”。笔者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欠缺。当然,社会上批判的声音并不少见,但大都止步于道德批判,有的仅仅是为批判而批判,为反对而反对,缺乏建设性,其实这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生态应该以“改变世界”为旨归,实现“批判向度”与“建设向度”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既要扮演好“高卢雄鸡”的角色,发挥其引导现实生活的功能;也要扮演好“密纳发的猫头鹰”的角色,发挥其对反思现实生活的功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成绩巨大,但问题也不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触角应当深入到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发挥理论引领时代、塑造时代的功能。
3.注经式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
注释和解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特色,理论创造的功能基本让渡给了领袖和智囊,学术界未能有效承担起为生民立命、为时代立言、为社会立法、为未来立向的职责使命。
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展示了从诠释走向创新的发展方向,但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高度,但思想无高峰。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未必提供了很多思想;我们坐拥世界上最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队伍,但未能贡献出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如今,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术创新意识日益浓郁,“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评价原则也渐成共识。但是,真正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确实少见。这也是当今国人无法释怀的一大心结。“钱学森之问”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适应。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创性不足,突出表现为理论创造滞后于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遭遇“解释危机”。[7]比如,当前中国的思想混乱、问题丛生,都与理论认识滞后有关。再比如,中国经济奇迹已经是一个无法抹开的事实,但至今缺乏完整的理论解释,讲好“中国故事”有心无力。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无法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未完成体系化、学理化建构。如何解释中国奇迹,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理论界没能回答这一问题。大概两三年前,建构“中国经济学”被实质性地提了出来,但也紧紧停留在概念层面。正如没有《资本论》,马克思主义能否立起来就成了问题;没有“中国经济学”,“中国理论”能否实质性出场也成了问题。
4.碎片式回应多,系统化研究少
理论研究碎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研究主题漂浮不定,研究结论前后矛盾,缺乏大视野、大格局。比如,针对不同的现实问题、社会热点和社会思潮,我们的理论回应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住葫芦起来瓢,缺乏总体性的反思,缺乏顶层设计,缺乏整体照应,手法显得稚嫩、粗糙,逻辑难以自洽。当前意识形态乱象就是一个折射,国内极左与极右两股思潮赤膊上阵,肆无忌惮,肆意妄为,而理论界要么选择回避,要么回应苍白无力,甚至简单粗暴;要么只批判一方,放纵另一方,这都是不妥的。一些人到处纵火,而我们却手忙脚乱,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老祖宗恩格斯学习。当年,恩格斯批判杜林,杜林在哪里放火,他就到哪里灭火。不同的是,恩格斯在灭火的过程中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初形态,这也构成了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最初来源——《反杜林论》。
5.“请进来”多,“走出去”少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处于“单向”输入状态,陷入一种“外面进得来,自己出不去”的尴尬境地,思想入超严重。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有少数学者迷信西学,对西方学术话语亦步亦趋,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创造态度冷漠,乃至嗤之以鼻,缺乏基本的理论自信、思想定力和“学术主见”。正如田心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某些二流三流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也被我们一些学者拿来当成选题、立项和研究的对象,把解读他们的书本当成高深的学问,标榜为理论创新,借此抬高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忽悠公众,充当专家。”[8]“我们的许多学科,已经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9]如果没有理论自信,我们凭什么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与西方学者、西方理论、西方话语竞相涌入中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维度基本上尚未开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尚未真正走出国门,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较高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套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美人之美”有余,“自美其美”不足,“各美其美”欠缺,更遑论走向“美美与共”的理想境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必须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和平衡发展,努力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视野,扩大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中国份额”和“中国分量”。
6.学科壁垒多,跨学科攻关少
在当下的中国学界,各学科的合理分工变成了学科壁垒,学科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视域、研究话语等方面难以达至融合统一。
中国学界的学科壁垒森严由来已久,有的甚至发展为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至今未见有根本性扭转。比如,马、中、西之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哲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均缺乏有效沟通的渠道,未能形成良好的合作传统。
当前,“门户之见”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头号大敌。跨学科研究蕴含着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就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尚未出现类似的研究动向。
马克思主义的创生不是概念演绎的结果,而是借助哲学、经济学、史学、政治学等多种分析工具才得以实现。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可能不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而独立实现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有与社会科学“联盟”,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经过多学科的中介,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到时代精神;只有形成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才能实现有深度的思想创造。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1.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的建设,但直至2004年前后,该学科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学科归属不明,寄居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一级学科门下;学术地位不高,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人员基本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基本上处于依附型发展阶段,通过依附于国家政策支持、高校政策倾斜获得自身的发展动力,缺乏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
2004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依托“马工程”的推动,我们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重新编译出版了一批经典文献,组织编写了一批重点教材,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成立,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又一个春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领航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10-20年之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年轻学科将快速成长为一个成熟、自信的学科,实现自主发展、独立发展、健康发展,通过自强本领提升学术地位,依靠学术贡献获得学术尊严,凭借引领现实赢得社会认可。
2.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与体系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科学体系、理论特色、实践要求、理论价值、世界意义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深度、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目前,学术界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加强的地方:一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研究还没有破题。二是研究范式陈旧。目前,贴标签式研究、比附式研究比较多,研究范式缺乏新意。三是碎片化现象比较突出。比如,学术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研究比较充分,对于这些新思想新理念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缺乏整体性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段的研究重点,理论成长空间很大,比如:一是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逻辑起点、思想精髓与核心要义等基本问题?二是“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是什么关系?它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居于什么地位,是否构成这一思想的全部内容?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框架体系包括哪些板块和内容,其中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否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哪些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做出了哪些原创性贡献?六是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哪些中国方案,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文明赤字、和平赤字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七是如何解读习近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等。这些内容都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3.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研究新向度
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还是“单向度”的理论,我们的理论角色主要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侧重于“中国向度”,研究对象为“中国一域”,重点发掘“中国特色”,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
到了21世纪,鉴于中国崛起的历史事实和中国样本的传奇性,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光理应首先聚焦中国,体现“中国向度”,解码中国样本,引领中国完成强起来的历史使命;同时,鉴于中国的国际方位、大国责任和历史使命,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又必须同时开启“世界向度”,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所谓“世界向度”,即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价值,强调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强调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解决人类性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向度”的开启是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伴随着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当走上世界学术话语舞台的中央,有意识地关注全球问题,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中国的方案。比如,针对全球面临的发展赤字,中国如何谋划发展的中国方案;针对全球面临的治理赤字,中国如何谋划治理的中国方案;针对全球面临的文化和价值观赤字,我们如何谋划文明的中国方案;针对全球面临的和平赤字,我们如何谋划和平的中国方案,这些都将上升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议题。
具体来说,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既要着眼于中国问题,也要关照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既要指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要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既要坚守中国立场,也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既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贡献中国力量;既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主张;既要为中国的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搞好顶层设计,也要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既要创造中国文明的新形态,也要为建构人类新文明提供中国价值。概言之,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4.建构中国理论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将会上升为中心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是在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完全异质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重写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如何解码中国道路,如何从理论高度来界划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任务。
长远来说,理论界应聚焦于中国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中国理论”建构的重点应理清基本问题,凝练基本范畴,突出中国元素,确立研究范式,形成理论体系。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这是两个基本的着力点。
“中国理论”,本质上说就是产生于中国,能够回答“中国问题”,能够解释“中国奇迹”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否能讲好“中国故事”,是否能解释“中国现象”,是否能破译“中国密码”,是否能升华“中国经验”,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性出场。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将是“中国理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然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存在着“去经济学”的趋势,这成为制约“中国理论”走向成熟的一大“瓶颈”。正如艾思奇所说:“尽管有人读过《资本论》,或者熟读了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然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却茫然无知。”[10](P587)众所周知,西方崛起的奇迹,主流经济学可以解释。然而,中国奇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完整解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解释危机”之中。缺少了“中国经济学”,“中国理论”充其量是跛脚的理论、残缺的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不等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形态、中国形态和次生形态,是“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形态,是“中国经验”的经济学提升形态。理论界有责任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入鲜活的“中国元素”,构建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形态,使中国实践语境中诞生的重大理论成就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上升到基本原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5.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是恒久的研究课题
话语,乃国之重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不能缺席。“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11](P133)话语是包含价值的文化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标签。话语的自立自强是民族精神独立、文化主权完整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失去精神家园,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弃文化主权。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话语之建构,乃精神家园之建构,乃文化主权之收复。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话语舞台上,“中国道路”的话语内容、话语标准、话语规则应该由中国提供,“中国道路”的话语生态应该由中国塑造,涉及“中国道路”的话语议题应该由中国设定,国际话语场应该有中国声音。在这方面,一定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切不可玩暧昧。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诉求是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建设应当把握以下着力点:一是掌握“基本概念”的定义权;二是掌握“核心内容”的提供权;三是掌握“主旨话语”的解释权;四是掌握“话语标准”的制定权;五是掌握“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六是掌握“话语议程”的主导权;七是掌握“话语争议”的裁判权。判断中国是否掌握了“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应该看“讲什么”是否由中国决定,“怎么讲”是否取决于中国,“讲的对不对”是否由中国判定。一句话,中国人说了算,这就是话语权,这就是软实力。如果反过来,“中国故事”的国际话语由西方主导,西方人反客为主、到处点火、说三道四,中国只能疲于应付、到处灭火,那就失去了话语权。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不仅应该主导关乎自身的话语议题,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创设一些世界性议题,开启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应高度重视挖掘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话语资源。比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科学发展、和谐世界、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共同价值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合作观,这些都是原创性的中国话语。
展望未来,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中国学术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必将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40年,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尽管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前景一定可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只要敢于直面中国问题,善于汇集实践智慧,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就一定能占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高地,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
注释:
①具有代表性的集体成果包括: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系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系列、《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编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系列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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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艾思奇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本文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领风者》片头曲《执着的梦》